经济结构性改革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 考验顶层决断力

      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目前关注的重点，从原本的金融领域，聚焦到中国的产业和产业政策领域。

　　在11月15日举行的“2015北京大学成都金融论坛”上，他作了题为“老经济、新经济与增速换挡”的演讲。

　　“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下一轮靠什么产业支撑—如果这个产业都想不出来，我们讨论的宏观政策、增长潜力，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。因为最终，GDP是靠企业、靠一块钱一块钱做出来的。”黄益平说道。

　　对于中央高层日前提出的“供给侧结构改革”，黄益平认为，针对目前生产中存在低效率、资源配置不当、技术进步比较缓慢、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，这一提法是有益的。

　　“什么时候经济增长能够真正见底、平稳住，甚至有所回升?这取决于我国有没有形成新的、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，而这就需要经济结构改革，或者说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它对于经济最后稳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，有积极的作用。”黄益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。

　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黄益平坚持认为，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，“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波动，但往下的趋势不会改变”。

　　“假如说我们把主要的经济学家们召集在一起，让他们预测未来五年中国GDP增长可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区间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乐观的经济学家和悲观的经济学家给出来的数字将非常贴近，基本上都在6%—7%之间。”黄益平说。

　　他坚定地认为“唯一能够把增长速度稳住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”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形成至今，改革落实速度慢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，中国需要更强的顶层协调来推进改革。他以“僵尸国企退出”为例，阐明了改革并不存在不可化解的困难。

　　黄益平表示，在创新产业的培育中，作为“有为政府”，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、科研、知识产权保护、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，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，“凡是政府明确支持的一个产业，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发展，但产能过剩也会更快速地形成。”

　　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

　　时代周报：习近平总书记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，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，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有经济学家将其理解为“供给学派”胜出的一个信号。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转变?

　　黄益平：我不认为存在谁胜出的问题，这两方面都很重要。

　　其实大多数需求侧的政策，主要是宏观政策、短期政策，它其实更多的是平衡经济。而供给侧改革，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，可持续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，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更长期性的政策。

　　在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，讨论供给侧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，那时需要的就是反周期、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;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经济还能不能持续增长五年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，这时候考虑供给方面的政策是有意义的。

　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从解决我国目前生产当中存在的低效率、资源配置不当、技术进步比较缓慢、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的角度来说，是比较有针对性的。

　　时代周报：有经济学家认为，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，意味着此前“通过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”的思路有所转变，因此货币政策会相对收缩。你怎么看?

　　黄益平：首先，现在货币政策并没有特别宽松，目前实行的一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。

　　其次，这两个问题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。

　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于解决短期稳定的问题，比如经济下行压力过大，将货币和财政政策用于经济的短期托底、稳增长;而供给侧的政策，通常用于解决中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。

　　不过，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，将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刺激暂缓，这的确是一种可能性;而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是，因为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。

　　比如，一些产业需要重组，意味着短期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，因为需要人为关停部分企业，那么原来有的就业和生产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当然，这些生产和就业本身都是无效的—但即便如此，把它们人为关停，经济活动就变得更少。此时，为了配合改革，以及实现保持经济平稳过渡，将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一些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
　　两年前的改革方案(指三中全会决定)出来后，IMF(国际货币基金组织)曾经做过一个测算，发现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完全实施的话，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—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提高两个百分点。